近日高密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样
高中毕业后,我与妻子在各自村办小学当老师,后来我参军入伍,她担任了小学负责人。当兵第四年,我回乡探亲,在看望一位语文老师时,出乎意料地与她碰了面。老师见机缘巧合,便牵线搭桥,把我们两颗年轻人的心捏在了一起。1987年,孩子三周岁已过,可在何处上幼儿园问题还未解决。局领导了解情况后,通过劳动人事部门,把我妻子很快调往县城,孩子也按预期上了附近幼儿园。
1982年春节,我第二次回乡探亲,经两人商量并取得双方父母同意,我们去民政部门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,随后实行了旅游结婚。没办酒席,没举行婚礼,没有婚纱照,没有金银首饰。过后,我父母给她买了辆“永久”牌自行车做为彩礼,而我送给她唯一的定情信物则只是一身新军装。对当年的选择和做法,到今天她也未曾后悔,只是我本人回想起来总觉得有些愧疚,感到很对不住她。当然,最让我感动、钦佩和难忘的,还是我俩结婚后她孝老爱亲的那一段段往事。
此消息如石激水,又一次催生了我要写一写妻子的念头。当然,并非真是为了推荐参评受表彰,而只不过想肯定一下妻子半生的付出,表达一番我对她的情分和敬意。
正当我们全家实现大团圆、生活事业稳步推进的时候,1988年春天,我的母亲突发脑血栓,到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一个月才保住生命,此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2000年春节前10天,母亲患大面积心肌梗塞,节前节后连续住院40天,出院后失去生活能力,吃饭、穿衣、上厕所都需要靠别人协助。这时,三位妹妹已相继出嫁,哥嫂一家在武汉就地转业,我在单位工作忙,老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如从前,照顾我母亲的重担就自然落在了妻子肩上。她43岁那年就办理了内退手续,专职在家照顾陪护我母亲。冬天,她背着母亲到院子里晒太阳；夏天,她用轮椅推着母亲到街上或公园,看人家唱歌、跳舞、演节目,纳凉、散心、开眼界,熟人见了无不伸出大拇指。
近日,高密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:我市自8月中旬至10月底,将开展第四届道德模范推荐评比表彰活动。
妻子名叫赵永兰,今年60周岁,生于高密西乡张秋村。她童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部队度过,部队子弟学校给予的优质启蒙教育,使她从小养成了积极向上的良好品行。她的少年时代适逢“文革”混乱时期,“莫须有”横行,冤假错案频出。1968年,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多次立功受奖的军官父亲受“路线斗争”牵连,被强行安排复员,全家人怀着满腹的不解与惆怅,随后也重新回到了离别六年的原籍居住。
有人会说,你都什么年纪了,还来凑热闹,这不是痴巴汉子夸老婆吗?不怕笑话,我萌生夸老婆的想法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只是每次动笔都被她坚决拒绝。今日她去了潍坊儿子家,才有这次我静下心来行文的机会。
父母养育我兄妹五人,家里生活一直很困难。我与赵永兰恋爱时,父亲在村里当大队长,家务基本顾不上；母亲常年患病,无法到坡里干重活；哥哥与我都去了部队,三位妹妹仍在上学,家里确实需要有帮忙的。
医院邀请了济南、青岛的专家前来会诊,母亲的生命终于又得以延续了两年。不过最后看这两年已经完全成为了植物人。直到2009年,我们毫无遗憾地送走了母亲,那天,妻子和我们哭得死去活来……
记得第一次与她面对面长谈,是在我们两村邻界的一座石桥上。我递给她一包芝麻酥糖果,她塞给我一大塑料袋苹果。我们边吃边聊,话题很快转到了孝老爱亲这上面:“我爹娘这辈子不容易,我成家后想好好孝顺他们,不知你对这事怎么看。”“放心吧,你的爹娘就是我的爹娘。咱自己不吃不喝,也不能亏待老的。”“爹娘在我的生命里可能始终占着重要位置,你能接受吗?”“这有啥不能接受的,谁还没有老的时候。”“只要能做到这一点,我就没再别的要求。你还有啥条件,我也会千方百计满足你。”“我就希望你别挂家,在部队安心干工作。家里真遇到困难我会去帮着解决”。就这样,你一言,我一语,在拥有共同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的基础上,我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。
我与妻子同为高密四中学生,不过我比她高一级,在校时男女同学很少接触,所以当时印象并不很深。只记得她常年穿一身绿军装,平时扎一对垂膝的大辫子,因上劳动课不协调、太显眼,曾被管理学校的贫协主任点名“六级高个大辫子”一顿臭批。后来我才了解到,她之所以常年穿军装,一是那个年代以此为时尚,二是她随父复员那两年,生活拮据,衣服除了军装没别的,只好穿脏这件换那件,一年四季身上穿得自然都成了草绿色。而至于留出长长的大辫子,则是看到《红灯记》中李铁梅扎大辫子有精气神,用了好几年工夫才学着铁梅样子扎起来。至今,有同学见面仍直呼“大辫子”,她也不恼,还一笑应之,可能对这称呼情有独钟吧。
我回部队后,赵永兰兑现了承诺。她有事无事、三日两头往我家跑,洗衣、做饭、挑水、喂猪,什么家务活都抢着干。
现在,我与妻子都已退休。我们在照顾着双方各家八旬多老父亲度过幸福晚年的同时,也在安享着自已的快乐时光。
2006年,我母亲又得了一次严重的脑血栓,医院连续抢救三天后下达了病危通知书,主治医生说抢救意义不大了,建议我们拉回家。妻子还没听完,就“扑通”跪倒在医生跟前,连哭带求地说:“大夫,您再想想办法,俺还没伺候够,俺还没伺候够啊!”
此后,妻子怀着对组织的感恩之心,边干好自己的本职,边照顾好家庭,支持我全身心投入工作。
1983年,我的军旅生涯出现了转机,由团新闻报道员调任师新闻报道组长,半年后,又由师新闻报道组长调任《工程兵报》编辑。此时,我们的儿子诞生了。这本是双喜临门的大好事,可我妻子却一时高兴不不起来。因为那一年,她的父母正在济南给夫妻同为军人的姐姐姐夫带孩子；我的父亲当村干部离不开、母亲刚刚得了类风湿行动不便。眼看产假期满,离上班的日子越来越近,谁照看孩子成了大问题。最后,我家二妹妹想辞去合同工,从高密回来专职看孩子,妻子说啥也不让。她对妹妹说:“父母求亲告友,帮你找到这份工作多不容易,无论对你个人命运还是对咱整个家庭前途,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。再说你已经干了一年多,马上面临转正了,咱不能轻易放弃。”后来,还是岳父岳母分了工,岳父在济南看大外甥,岳母回老家看二外甥,妻子才得以脱身上班。
我们确立恋爱关系第二年,国家落实军队复员干部政策,赵永兰一家户口重新“农转非”,她的工作也得到重新安置,由原民办教师调往国营企业——双羊糕点厂任会计。这时候亲朋好友不少人劝她:“你现在又吃‘商品粮’了,男方弄不好还得回来下庄户,趁还没结婚,干脆分手算了,省得以后净麻烦。”按当时她的身份,找个条件比我好的一点不难。但她态度坚决,毫无动摇:“做人必须讲诚信,爱情不能掺杂质。”此后,她往我家跑得更勤了,尤其到了“三夏”“三秋”等农忙季节,糕点厂一放假,她就干脆住到我家里,除帮着母亲做家务,还主动到坡里干农活,锄地、施肥、打药,样样拿得起、放得下。
工作的繁忙,家庭的劳累,让妻子的身体差点彻底垮了。有一天,她正在车间加工食盐,突然晕倒在一机器旁,幸亏被人发现早,及时送医院抢救,才没有带来生命危险。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的心。当年底,经我向组织再三申请,终于回到了妻子身边。那年,我们在双羊公社驻地安了家,我在公社弄文字,她在供销社当保管,小日子正过得有滋有味,突然有一天接到调令,让我三天内去刚刚组建起来的县广播电台干编辑。此后,我们又过上了半是牛郎半是织女的半分居生活。这期间,我从一位普通编辑干到编辑部主任,又从编辑部主任干到副台长。而妻子在老家边工作,边同岳母一起照看孩子,她大事小事都靠自己处理,从未让我分过心。
我与妻子虽属两个不同公社,但南北村相邻,墒靠墒,地挨地,假期参加生产队劳动时,常常不期而遇。不过也就是相互问个好,顺便打个招呼而已。
听医生说,病人年纪大了,又常年卧床,大便会发干,身上也容易生褥疮。妻子便从饮食、药物上进行调理,并从护理上倍加细心、注意,白天晚上无数遍地给母亲翻身、捶背、揉肚子。母亲每次大便完就羞愧内疚、不停地嘲恨自己:“臭死了!臭死了!”妻子明明鼻子闻着臭,嘴里偏说:“不臭,不臭,我闻着还香喷喷的呢。”母亲还会常常问妻子:“今天便的什么形状?”妻子不是说像“金山”,就是说像“咕咕喽”(高密方言,指大公鸡)听了这些俏皮话,母亲往往开心地笑出声来。她经常攥着我妻子的手,发自内心地夸奖:“你真是个大好人,线年开始,我母亲的大脑越来越糊涂,逐渐变成了老年痴呆,连我们子女都不认得了,就只认得我妻子一个人。我与三位妹妹也想轮流照顾老人,可老人不愿意,光想依靠我妻子。至今,我妻子右胳膊肘上有块巴掌大的、又黑又硬的老茧,那是她长期在母亲床边陪睡时用胳膊肘撑头磨成的。
沙发！沙发！沙发！ 人又不聪明，还学人家秃顶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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