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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麻风病缠身,麻风村里每一位村民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经历。赵春忠敲开一户人家,一个戴着防风镜的老人打开了门。老人叫魏夫明,77岁了,原河东太平人。1961年查出患有麻风病,村里人见了都躲着走,后来就住进麻风村。1978年治愈回家,村里安排他上山守林,家人在离村庄很远的沙窝地帮他盖了房子。老魏很伤心,觉得自己不被社会接受,只好又回到麻风村。
他们平时基本不会出村,尽管从没有谁会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。“躲了几十年,怕惯了,你让他们出去他们都不会出去。再说很多人都行动不便,怎么出去呢?”赵春忠说。
记者入村时,正是午休时间,基本见不到村民。赵春忠告诉记者,他们每天的生活简单至极吃饭、看电视、聊天、睡觉。
他们居住的村庄,是附近人们喜欢议论的“麻风村”,他们也自觉地躲开外界。就像福柯在他的《疯癫与文明》中写道:“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,但却荒无人烟。”
彭建修的状况更凄惨,麻风杆菌严重侵害了他的双眼,完全失明不说,眼眶内还终年往外流淌着脓状物,面目可怖。他家在大岭南道村,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,得了麻风病后妻子离开了他,1966年来到麻风村,从未离开过。他的家就是一间房子,房内除了煤球炉、锅碗瓢盆和一张床外,再无其它家什。而他由于看不见,做饭也只能摸索着进行。他说他从来没想过要离开村子。
村里有11个病人,年龄最大的80多岁,最小的60岁了。麻风病的致残率很高,村民患病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,过去医疗条件不好,许多人没有及时发现或没及时得到医治,等到肢体溃烂时已经没办法治疗了。有数字统计,我国麻风病治愈存活者约有20余万人,其中Ⅱ级残疾者约12万人。
他们是麻风病人。每年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是“世界防治麻风病日”。今年的主题是“消除麻风危害,保护健康权益”。
他们的躯体是残缺的,蜷缩在社会最荒无人烟的角落;他们身上永远烙着让常人悚然的溃烂皮肤。他们是20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眼中的“上帝弃儿”。
在被熏得发黑的墙壁上,挂着一个很旧的木相框,里面贴着近10张照片,细细一看才发现照片里都是同一个主角,逐渐成熟,从个人照到双人照,再到家庭照。“这是俺干闺女,我以前病友的女儿。”说到干闺女,老魏脸上有了笑意。这些照片传递着来自外界的情感,成了他心里最温暖的角落。
赵春忠告诉记者,1994年12月麻风村划归兰山区第三人民医院具体负责管理,医院先后投资7万元对麻风村的水、电、变压器、院墙进行改造,并全部承担了所有驻村村民的生活费、医疗费,免费供应村民米面、油、煤、衣被。
现实中的“麻风村”没有丝毫人们想象般阴森和灰暗,只是经历了50多年的风雨洗礼,处处显着破败。房前枯草有半人多高,房内已空空如也。
问题是,他们要继续忍受麻风病带来的残疾,并一生都笼罩在麻风病的阴影之下。
村子在一条国道边上,和外面的世界却是咫尺天涯。对大部分村民来说,走出村子的愿望随着时间的延长越来越渺茫,也越来越淡然。“他们对政府是心存感恩的,而且他们性格都十分善良,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生活是很苦的。”赵春忠叹口气说。
真正意义的“麻风村”实际上是临沂市皮防站门诊分部的康复区,村中仅有2名村民的户口落在当地,其中1名已经过世。1955年,村子就成立了,村民就是皮防站分诊部的病人。
赵春忠告诉记者,魏夫明是村里情况最好的,只是麻风杆菌侵害眼睑,导致眼睛见风流泪,所以不管白天还是夜晚,老人都戴着防风眼镜。老人爱好种花草,还经常拿到附近集市上卖。他是村中惟一外出的人。
在河东区汤头镇东山东村东1公里处,有一个人迹罕至的村庄,这个村就是曾让人谈之色变、避之不及的“麻风村”。麻风村从成立到现在已整整56年了。56年寒来暑往,大夫换了好几茬,病人从最初的370多人减至现在的11人。
沿着滨河一路向东来到汤头镇,镇里有个叫东山东村的小村庄,村东500米外有个不易察觉的院落,临沂市皮防站门诊分部就在这里。门诊分部继续向东500米开外就到了麻风村。目前,仍有11名麻风病康复病人生活在那里。
“不打算离开村子吗?”记者问。“不打算。”他笑答,干脆利落,“在这里就行,没处可去。”
村子里现在还有11个人,最迟进来的一位是在1988年。“从那以后,就没有新人进村了。”1974年就来到这里担任站长的赵春忠记得,“我来的时候,村子里有370多个人。后来有的离开了村,有的离开了人世。”1994年前后,最后一位病人经过治疗康复。这意味着,目前在村子里的人都不再是“危险”的。
50多年过去了,麻风病人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之中?本报记者在河东区汤头镇寻到一个已存在半个世纪的“麻风村”,记录他们对命运仅剩的一点期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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